2008年1月30日星期三

中国式闹剧:十进制网络和IPv9

作者: sz1961sy,  出处:原创-IT, 责任编辑: 董柱, 
2008-01-30 09:20
   今年1月23日,又一场"十进制网络"讨论推介会在北京召开。这场"IPv9"、"十进制网络"、".China域名"为热门关键词的争议,最早由 2004年12月<经济>杂志记者周季钢的一个文章――<谢建平:中国的比尔・盖茨 还是妄想狂>引发,很快,中国媒体跟进讨 论,并迅速波及到了全球的互联网社区。

  今年1月23日,又一场"十进制网络"讨论推介会在北京召开。

  这场以"IPv9"、"十进制网络"、".China域名"为热门关键词的争议,最早由2004年12月<经济>杂志记者周季钢的 一个文章――<谢建平:中国的比尔・盖茨 还是妄想狂>引发,很快,中国媒体跟进讨论,并迅速波及到了全球的互联网社区。

  所谓"十进制网络"是指――"采用十进制算法的IP地址和MAC地址的新一代网络",用户可以输入简单的数字域名如"123456",来取代类似"www.abc.com"这样的域名。它在技术上包括两个部分:数字域名系统和IPv9网络协议。

  按谢建平2004年的说法,如果IPv9商业化成功,中国势必诞生一个让盖茨都为之折腰的新财富神话,且产生的价值远远不是20000亿人民币所能代表,其对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的影响将同样不可估量。

  支持者认为,IPv9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互联网游戏规则","实现了新一代网络技术的跨越","推广刻不容缓",同时"十进制网络的网址解析 可以不经过美国,完全在国内完成"等。而反对者则认为,用"十进制网络"取代现行互联网,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同时将付出中国网络被人为封闭,与全世界其 它地方不一样的代价。

  出于对这一话题的兴趣,我从2004年12月开始涉足亚太地区全球互联网的技术和政策,并和相关专家、官员及"IPv9"发明人谢建平先生进行了沟通。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十进制网络和IPv9是一出中国式闹剧。

  技术人士都清楚,商业互联网共分为七层结构,但一般用户仅了解应用层面的事实,不太清楚商业互联网涉及的"网络传输协议(TCP/IP)"和"域名系统(DNS)"等基础性结构问题。

  为了让公众明白本文涉及的问题,我先对互联网结构的发展作一个扼要描述。

  全球互联网的基础结构

  互联网融合了电报、电话、无线电及计算机的发明,提供了进行全球广播的能力、信息传播的机制及在用户和他们的计算机之间进行合作和交互的可能,而不必顾及用户的地理位置。

  简单说,现有互联网传输协议有四个基本规则:

  (1)每一个网络都应能独立,并且在将它连到互联网上时不用对它内部作任何修改。

  (2)通讯效果最优。如果有一个数据包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应立即从源地址重发这个数据包。

  (3)连接网络时将使用黑盒子的思想。这种黑盒子后来被称作"网关"和"路由器"。在黑盒子里不需保留任何关于刚刚通过它们的数据包信息,这样就使黑盒子能十分简单地实现传输,也避免了其适应不同类型的错误以及从中恢复的复杂性。

  (4)在操作的层面上没有普遍的控制。

  此外还有:防止数据包的丢失造成网络连接永久失效及保证能成功从源地址重发这个信息数据包的算法等。

  现有互联网的基本特征则包括三方面:

  (1)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是全球互联互通的数字化信息网。这是互联网的基本工程技术特征之一,因为只有"全球互联互通"才能存在全球互联网的信息共享和知识分享,而这是全球信息化技术进步的源动力。

  (2)互联网具有"信息一体化"的特征。互联网数据传输协议相应的全球信息一体化格式,可以让Anyone(任何人)、Anywhere(何处)、Anytime(何时)分享网络上的信息财富,这就是"信息一体化"的完整概念。

  (3)全球标准是产业化的核心。全球互联网数据传输TCP/IP协议是一个全球工程技术人员认可、由IETF公开讨论、经过大家修改、完善、并 获得绝大多数全球互联网专家认可、以公开文档(RFC)免费供给全球工程技术人员在互联网布网时调用的全球工程技术标准。也正因为此,互联网才拥有了产业 化的机会。这是今天我们看到互联网在全球成为一个信息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关键技术核心。

  当然,在全球网络中还存在数千种网络传输协议,包括大家很熟悉的银行自助提现金柜员机ATM网络,它有一个专用、不开放的内部协议。

  此外,国内公安、法院、税务、工商系统那些内部网络专用的协议也属于不开放的内部协议。由于保密和控制为第一安全原则,这些网络都是用自己的虚拟网络做定位,以数字作为"寻址",而不是互联网上的用"域名"作为"寻址"的内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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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6日星期三

中国网民总数已经超 2 亿

鹅老大是2亿分之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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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Wangtam on 1/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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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最新统计数据表明,截至 2007 年 12 月,中国网民总数达到 2.1 亿,其中,宽带网民数达 1.63 亿,手机为终端的无线接入网民数达 5040 万。

中国网民总数比 2006 年底新增了 7300 万,比上半年增加 4800 万,进入了快速增长期,其中互联网在我国人口中的渗透率达 16%,发展空间巨大。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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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d: [陈志武] 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

公民素质是民主实践的结果!!!而不是民主实践的前提!!!

  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中国人民的素质还没有达到民主需要的水平。那么,民主和素质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看到,以人民的素质为借口,这是很多不希望推行民主的人经常采用的说法。事实上,民主不仅是一种价值观,更是一种实践。让公民具备民主素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公民去实践民主,在这个过程中去了解、掌握民主,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民主水平。如果不去实践,那就永远不会有相应的素质。所以,素质是民主的结果,而不是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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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陈志武 by 陈志武 on 6/5/07

  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

  陈志武 /文

  本文根据《南风窗》记者赵灵敏对作者的采访稿改写而成,采访版登于2007年6月1日。

   民主是时下热门话题,这是好事,也本该如此。世界180多个国家中,没有采用民主制度的所剩无几,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不只在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而且在非洲也很普遍。既然不管肤色、人种、文化、信仰和传统,差不多各国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那就说明这种制度的适用性不存在地域、人种或文化差别。所以,中国也必须迈出这一步。

  民主制度只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民主固然是一种崇高的价值理念,但它显然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高效率和政治的稳定和清廉,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实践指向了相反的结果,至今世界上成功的民主国家也只是少数。

  到底如何理解这些现象呢?关于经济增长跟民主的关系,的确有许多误解。当你说"民主是国家长久持续增长、长治久安的保障",他们就说,"印度不是有民主,但其经济增长不是远落后于中国吗?"或进一步说,"拉美国家早就搞民主,但其经济不是照样落后吗?"这么说的背后总存在一个假设,那就是"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或者"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与必要条件",把经济看成是民主的单变量函数。否则,怎么会只要能举出一个经济失败的民主国家,就能否定民主对长久增长的重要性呢?

  首先,没有人会相信"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没有人说"只要有民主,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就无忧无虑了",难以相信把民主和法治制度搬到豪无人烟的沙漠王国上,那沙漠王国的经济就会自然快速增长了。民主和法治自身不创造收入,但它可让同样的勤劳创造更多的收入,让社会事半功倍,让同样多的努力创造出更高的财富,或者是为了同样多的收入只需付出更少的苦力。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分周中周末地勤劳而挣出来的,是勤劳战胜制度障碍才有的,来的很辛苦。试想,如果制度成本能大大减少,如果每天为对冲制度障碍而要勤劳的时间能减少几小时,那么,中国人的勤劳所能创造的收入会高多少呢?

  我们可稍微抽象一点来理解经济增长的要素。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经济产出的至少有以下四个要素,或说四个变量:制度架构(也可称之为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自然资源禀赋,如离海岸河流的远近、石油、各种矿产的储藏情况;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土地。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快一些,收入就能多一些,亦即,经济产出函数针对四变量中的任何单项的偏导数都是正的。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其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人们的收入照样可以高,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这里我们能举很多例子,中东国家、俄罗斯等国家都没有太多制度资本,劳动力资源也有限,但靠石油、天然气、矿资源等他们也很富;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则正好相反,没有什么自然资源,能源、矿资源都靠进口,甚至连土地都极少,可这些并没妨碍他们致富,靠的是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资本;美国几乎在所有四个要素中都突出,所以它的经济最厉害。

  中国的情况呢?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众所周知,去年国家财政收入3.9万亿,占GDP的19.5%,虽然这百分比只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16%高出三个百分点,但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国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行政开支却占了38%,养着庞的官饭队伍。因此,政府机构庞大,加上从北京到乡一级各层政府的奢侈官方办公大楼、形象工程,浪费全国公民的财富,而不是把这些收入用在老百姓福利上,这些制度成本不低。

  第二是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个人、甚至大学教授,都去跑关系,"跑部钱进"和事事要审批迫使体制内外、大官小官、是官非官每天要花几小时泡饭局,耗费青春,拖延企业发展。

  第三是由于对契约权益、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可靠,执法机构缺乏公信力,要么使许多创业和交易无法做,要么就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间创业倾向。

  为了对付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碍,中国人只好每天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制度成本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200小时。其它国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时,巴西人工作1841小时,日本人1758小时,美国人1610小时,英国人1489小时,而荷兰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时;但是,跟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或许拉美人的确不如中国人勤劳,但是,由于他们的制度成本较中国低,虽然每天工作的时间比中国短,他们的人均收入照样比中国高。

  只要中国人比任何其它国家更愿意勤劳、更愿意干苦力活,那当然是有没有民主、法治,中国经济照样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增长。但,如果我们想生活质量高一些并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么就必需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制度障碍。所以,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技术进步使民主发展更加迫切

  以往的许多看法是,民主法治或许不错,但那是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中国几千没有这些制度不也过来了吗?

  我们应该认清,民主制度的核心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每个人的利益的问题,这一点无西方、东方的差别,所以,民主制度虽然首先在西方出现,但它是适合全人类的东西,当然也适合中国。

  从历史角度看,操作层面的民主制度架构是很现代的事,最早可以追回到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今天我们熟悉的不分男女、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实际上是20世纪才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民主制度既不是西方古老的传统,也不是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老传统,对全世界都是相对新鲜的事。所以,如果拿较长的历史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其它国家,哪个国家都没有很久的真正民主制度的传统。也就是说,拿中国过去几千年没有民主来说明民主对中国不重要,没有意义。

  当然,关于人权和民主的思想,最早可以追回到古希腊、古罗马,但是,在较大范围内将权力制约机制制度化、通过公民全体投票解决"谁来监管监管者"这一终极难题,还是现代的事情。显然在西方民主发展史上,学者通常将公元1100年英国国王颁布的《自由宪章》看成是开端性的文献,或者把后来1215年颁布的《自由大宪章》称为民主的开端, 但那些文献更多地是国王单方面的许愿,代表一种理想状态,还并没有独立的立法、司法和执法架构,换言之,既使国王自己变脸或根本不顾自定的规矩,英国当时除了革命以外,还真拿他没办法。这就好像中国过去百多年的经历,民主自由理念于19世纪进入中国,但真要将其转变成一种操作层面的均衡状态,没那么容易,晚清、民国时期都试过,可结果就如我们所知。

  自1215年后,英国摸索了近5百年,到1688年才算推出了可操作的、各权力部门相互制衡的宪政民主制度架构。但是,直到1832年前,只有拥有足够财产的英国男人才有投票权。在美国,投票权以足够财产为条件的法律到1858年才结束。德国直到20世纪初,有钱人每人三票,中产者两票,普通人只一票。妇女的投票权就更是20世纪的事情。所以,现代民主制度是非常近期的事情。

  非洲、亚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则多是二战之后才推出民主制度的。相对于几千年的专制体制,不只是在中国,而且在其它国家的民主运作经年还相对较短。

  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是:为什么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普遍人类制度只是过去一百多年才有?我觉得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能帮助我们看清楚民主不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而是涉及每个人的利益的问题。事实上,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制约权力、保护个人利益的需要。

  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传统专制制度所能对民间利益构成的侵犯在近代之前相对有限。就以中国为例,在晚清之前,中国既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运输系统,又没有全国性的现代银行体系,中国的第一个现代银行――户部银行成立于1898年。在那种情况下,即使皇帝想要调配全国各地的资源来重点发展一个地区(例如,首都),其运输、调动资源的能力也微乎其微。一方面他没有遍及全国的银行帮他收集民间储蓄,另一方面要把华南、华东的资源调到北京谈何容易。换句话说,除了征税和制定某些商业规则外,在当时缺乏规模交通运输网以及银行体系的情况下,尽管皇帝和其朝廷文武并非民选的官员,但天高皇帝远,他们对社会能造成的破坏相对有限,贪污腐败风险也远远不如现在。今天一个小小的处长、银行支行经理就能来不来挪用、贪污几个亿,甚至几亿美元,这是连原来的皇帝都难办到的。原来的交通运输技术与金融技术落后,无形中帮了老百姓的忙,从效果上制约了专制的破坏力。

  但工业革命之后,情况变了,铁路、轮船、飞机、电话的出现,在方便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当权者调动民间利益的能力。与之相伴随的社会财富的货币化、金融票据 化,这一切使得权力者可以进行比过去大许多数量级的掠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权力进行制约,如果人民没有选择当政者的权利,那老百姓的权利和财产就无法安稳。所以,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普及的过程跟工业革命、金融革命同步,或稍微慢一拍,就不奇怪了。是工业革命、金融革命强化了的利益格局,要求有更可靠的限制并制衡国家权力的民主架构。

  显然,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选择民主制度,不仅仅是对一种抽象的崇高价值的追求,更是非常现实的需要。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不能把人民的福祉寄托在统治者的善意和保证上,而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民主意味着提高收入的机会

  今天中国也的确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从实际利益看,从明中期到晚清,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国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在5000万两银子上下,相当于今天的95亿元;到晚清的朝廷收入是8000至9000万两银子,不到今天的200亿元,跟今天国家一年3.9万亿的财政收入比,当年的朝廷开支还抵不上零头。那时候的朝廷的确糟蹋不了什么东西,充其量几千万两银子。

  可是,虽然现在一年的财政开支4万亿,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欠缺,行政开支、形象工程占绝大头,花在国民福利上的钱只占小头。为什么是这样呢?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对政府预算的问责机制。在财政预算不透明又没有公开听证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当然不会注重人民的福利。全国人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行政权力没有任何问责。

  就如秦晖教授所说,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对称,行政几乎可以随意增加审批权,也可以各种名目加税和收费,不仅没有立法机关监督,出了问题也不见得被问责。权力与责任的不匹配已经在社会中形成太多的不满,只有民主机制才能缓和。

  也有人认为,民主只是中国一部分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诉求,一般老百姓可能对反腐败和社会公正有更强烈的诉求,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可能不一定不需要民主,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民主有什么用?

  腐败盛行,社会不公,地区间、城乡间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机会不平等,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之所以如此,一是权力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制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腐败、有利于不平等的温床。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而我们同时又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钱和前途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你说,他们会先把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分配给谁呢?当然是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给他们的亲戚朋友,哪个地区有更多权力,那里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就有北京、上海这些第一世界,贵州、广西、安徽、湖南、江西等这些第二世界,而县一级掌握的资源更少,乡镇农民获得的资源最少,所以只能分别是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以2002年为例,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为15905元,各省会城市人均9223元,地级市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5137元,县级最低,人均才590元。这种投资差别当然给各地居民不同的收入机会,2002年北京的人均GDP是28449元,省会城市人均GDP是22565元,到地区级市是13660元,最后到县一级才5674元。难道这种收入金字塔结构跟权力金字塔结构的吻合仅仅是巧合吗?

  中国连老百姓的金融储蓄都全掌控在国有银行的手里,结果也是谁有权力、谁有关系,谁就能融到资金发财。土地在国有制的名义下由官员支配,结果也是谁有关系,谁就能做一夜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商。另一方面,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谁不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如果说中国有以官为本的传统,那么,这些年的国有制加政府管制使"官本位"上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这就是说,当政府掌握所有资源的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府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民主问责机制),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这样的经济是权力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更不是乌托邦式的福利经济。

  前年我在一篇论文中的研究表明,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民主国家的各地区间收入差距基本在逐年缩小,其中,国有经济成分越低的民主国家,其地区间收入差距减少的速度则越快。相比之下,在缺乏民主机制又以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国,过去50多年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加大。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过去没有实质性监督制约机制保证行政资源配置的公正、公平,另一方面又有现代交通运输技术、现代银行体系所提供的超强资源调配能力,结果是把人为配置资源的偏差、扭曲效果放到最大,结局跟搞国有经济的初衷正好相反。政府介入经济的程度越高,地区间越不容易平衡发展,这个结论当然跟以往固有的看法相反。

  所以,民主不是什么抽象的价值诉求,而是涉及到普通大众切身利益的务实选择,涉及到收入机会是否能平等的问题,一点不抽象。

  公民素质是民主实践的结果

  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中国人民的素质还没有达到民主需要的水平。那么,民主和素质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看到,以人民的素质为借口,这是很多不希望推行民主的人经常采用的说法。事实上,民主不仅是一种价值观,更是一种实践。让公民具备民主素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公民去实践民主,在这个过程中去了解、掌握民主,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民主水平。如果不去实践,那就永远不会有相应的素质。所以,素质是民主的结果,而不是前提。

  很多人可能会以某些基层选举中出现的贿选等现象来否定民主的可行性,这是一种偏见。贿选等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民主还不是很有信心,认为上级已经定好了人选,选谁都一样,既然这样,那还不如用选票去换两桶油;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实践经验的不足。中国有漫长的专制和威权的传统,所以民主发展会需要许多年。而要克服这些障碍,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人民有民主实践的机会。

  实际上,既使在美国,选举过程中也时常出现问题,共和党人会想法给有民主党倾向的选民以难处,让他们投票不成;而民主党人也会想阻挡对方的人。这不奇怪,因为选举结果涉及到太多人的实际利益,这本身恰恰说明民主法治的重要性。真实的人永远没有完美的民主素质,但永远会有真实的利益。

  中国民主发展可能的路径是什么?

  经济的不断发展是否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政治上的民主?首先,正如上面谈到的,民主是非常实际的利益分配问题,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呼唤政治上的民主,因为经济发展到越高处,利益的冲突问题会越突出,就像家境贫穷时,家里有无民主当然无关紧要,但有了钱后,怎么处理各方利益的问题就日益重要了。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大家以为韩国、泰国、印尼、中国的台湾等给世界推出了新的模式,经济可以发展但政治不必民主。可是,到最后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首先要做的是放开新闻媒体,这是成本小、见效快的最好办法。民主制度的核心目的有两个,第一是监督问责,第二是把不同公民的利益偏好汇总起来。如果媒体言论有足够的自由,不仅通过追踪报道能发挥监督作用,而且不同的声音都有机会表达出来,虽然这不是对各利益人的偏好的科学汇集,但也能起到相当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香港虽然没有现代民主,但却能通过新闻自由,实现了政府廉洁和相对的社会公正,法治也相当可靠。

  不过,香港的确特殊,其人口才几百万,社会很小。越小的社会,人民的意见差别会越小,各类利益偏好就越容易反映到决策者那里,实行正式民主的必要性也就相对越小。所以,香港有了开放的新闻媒体,决策对民意的反应就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然,最理想的还是正式、公正的投票机制,更何况,社会越小,其民主投票的运行成本也低。

  但在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地人们的利益偏好、甚至价值观,差别很大;同一地方的不同社会团体,利益差距也很大。因此,在中国,仅仅通过开放的互联网和媒体,显然无法判断那是少数人的意志还是多数人的。最终就需要通过正式的民主投票来准确收集和表达民意。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大地方,不民主的损失会很大。

  那么,中国如何过渡到一人一票的现代民主制度呢?前面讲过,西方的民主发展史上,并不是一开始就不分男女、不分群体一人一票。在英国,最早的时候是给予庄园主选举权,到17世纪扩大到自由人,但也要求有足够多的土地,经济上能够独立,不靠别人生活。后来不要求拥有土地了,但又对个人收入提出了要求。到1920年,投票权才扩大到全民。在19世纪的德国,投票权曾经依据财产的多少分为三等,分别有三票、两票和一票。这种制度设计背后的考量是,财产越多,政府随意征收所可能造成的损失就越大,所以要给他更多的发言权。二战之后,德国的投票权和财产权才完全脱钩。

  在印度,民主之所以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有利于私人产权保护的制度和政策,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一下子就推出一人一票的现代民主,投票权扩大到全民,没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而印度的穷人居多,很多穷人憎恨富人,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自然会倾向于杀富济贫,他们制订出的法律和政策往往不利于保护私人财产,所以印度的私有产权保护水平历来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可能的路径应该是两方面同时进行,其一是从党内民主开始,党内一人一票选举,一步步积累经验,再逐渐扩大到全民;其二是继续基层选举,并逐步往上升。无论如何,民主是必须要的。不仅从反腐倡廉、社会公正、公共产品的角度讲,需要民主政治,以此促进社会和谐,而且从中国经济的产业转型角度讲,也必须如此。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是粗放性、低利润的,靠的是制造业等,这些工业对制度的要求低。今后的发展要靠经济增加值高的服务业,而服务业对制度的依赖度又高,所以,民主政治改革将决定中国人今后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

  注释:

  *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本文根据《南风窗》记者赵灵敏对作者的采访稿改写而成,采访版文章于2007年6月1日发表在《南风窗》。感谢赵灵敏女士对本文的贡献以及她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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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d: [陈志武] 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

中国人没有安全感。最常说的就是恭喜发财,因为钱财是他们唯一可以让自己有点安全感的。政府是不保护国民的,还横征暴敛,积怨多了,都没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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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陈志武 by 陈志武 on 7/18/06

  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

  陈志武/新财富

  中国人只花今天和过去的钱,而且花得心惊胆颤,总想要储蓄。

  而美国人不仅把今天挣的花掉,还把未来的收入借过来花。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医疗保险、退休养老、失业保险、社会保障、消费者金融品种等都还很欠缺,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担忧;另一方面,中国生产资料的市场化程度仍很低,生产性资产仍然以公有制为主,甚至连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单位所有,人们无法从资产升值中感受到好处,自然不会改变消费或储蓄倾向。

  让各种资产通过证券金融票据流通起来,不仅会改善资产的变现能力,也会提高资产的价值,金融交易本身也是在创造财富

  最近有两组数据耐人寻味,一是去年中国的储蓄率为46%,挣100元存下46元;另一个是美国人的储蓄率为-0.5%,也就是每挣100元要花掉100.5元(附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中国人很负责任而美国人不顾明天死活只顾今天享受?

  这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金融发达或不发达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整个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在2003年5月本栏《财富是怎样产生的》一文中,我们谈到住房按揭贷款、医疗保险、汽车贷款、教育贷款、退休养老保险等金融品种对缓和储蓄压力的作用,这些金融品种可以降低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也可帮助平衡个人一辈子的消费水平,关于这些本文就不再重复了。

  但,金融发展的意义远不止此。在相当程度上,由于中国金融的不发达,人们在消费决策时是根据已实现到手的收入决定消费多少,由"过去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而美国人是根据未来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钱。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人的消费预算取决于当年以及过去已到手储蓄的收入,等收入到手才花,甚至到手了有46%还留到今后花。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消费预算由当年和未来收入的总折现值来决定,未来各种收入的折现值实际上是个人财富在今天的总值,这样以来,即使今年的可支配收入低,但只要未来的收入期望增加得足够多,财富的增长照样可以让你不仅把今年的收入都花费掉,而且还敢借钱花,提前消费。换句话说,中国人是根据"收入流"来花钱,而美国人是根据"收入流"加"财富存量的增值"花钱。

  以2005年为例,中国新增储蓄1.8万亿元,存款总余额为14万亿元(大约1.75万亿美元),存钱很多。而同年美国人没存钱,总体上还借钱。可是,美国私人资产的年终总价值为51万亿美元,净增5万亿美元(是中国存款总余额的2.8倍),人均财富存量净增约2万美元,这些私人资产包括私人房地产、生产性资产、证券和基金,还不包括个人的人力资本的增值部分。美国人没存下一分钱新收入,可他们的财富存量却照样上涨5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如果个人消费预算的基础不仅包括当年的收入,而且包括个人资产的增值部分,那么美国人去年可以消费的人均金额约为5万美元,因此,虽然他们把当年3万美元的收入全部花完,但实际上还存了2万美元,占可花费金额的40%。所以,他们还是在存钱,只不过存的不是当年的收入,而是资产增值部分。考虑到人们对未来收入信心的增加,去年美国人的人力资本也升值不少,如果把这部分也算进去,美国人去年还是存下不少财富。

  当然,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注意到美国人花钱时会把收入和财富增值放到一起来算,而中国人可能只考虑实际收入的多少,不能提前花未来的收入。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土地价值、房产以及其他资产价值不是也升值了吗?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更有信心地消费呢?答案在于三方面:所有制、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

  财产是国有还是私有,决定了人们的财富感

  对于多数美国家庭来说,他们最重要的流动性财富或说资产是其私人拥有的土地和房产,财产的私有使每个人很具体地感觉到这是自己的财富,有非常具体的财富感。相比之下,在中国,土地是国有或者集体所有,没有任何中国人会因为某块土地的升值而感到自己"更富了",原因是那些土地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所以在人们考虑到底可以多花还是少花钱时,不会受到土地升值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城市的房产终于是私有了,中国人的财富感得到了一种本质上的变革,房价的涨跌和租金的升降终于进入越来越多家庭的消费预算中。

  按照同样的道理,美国的企业都是私有的,这些企业价值的涨跌当然直接反映到众多家庭的消费预算上。中国却不然,许多企业还是国有,中石油、中国电信、国家电力公司等等企业的价值是上涨还是下跌,利润是100亿元还是1000亿元,对中国家庭的财富感没有影响。实际上,由于这些大国有企业靠垄断增收,它们盈利越多,意味着老百姓为垄断支付的就越多,对老百姓的开支预算是负效果,不是正效果。

  因此,国有制占一国经济的程度越高,老百姓就越是只能根据实际收入决定消费的高低。反之,像美国那样的国家里,人们的消费水平就越可以跟土地等资产价值的涨跌挂钩。

  但是,仅有土地私有、资产私有化还不够,土地和其他各类资产还必须得商品化、市场化,必须可以自由买卖流通,否则这些财富只能是死财富,还是不能完全地进入个人消费预算里。没有流通性的资产是不能轻易变现的,如果是这样,资产价值的涨跌只是名义上的,不能被立即消费。因此,活跃的土地市场、房产市场、资产市场是关键。在美国,不仅什么资产都可自由买卖,而且都有很活跃的交易市场,许多种资产的流通性都接近现金。

  在中国,虽然农民和其他人现在可以转让、购买某些土地的使用权,但其交易范围严格受限,交易程序和手续非常漫长。乡镇与农村的房产基本没有被商品化、市场化,其交易市场基本不存在,并且也不能被用作抵押到银行贷款。因此,这些资产都缺乏变现途径,是死财富,大大抑制了乡镇与农村的消费需求。在大中城市,虽然商品房市场越来越火热,但时下要求进一步限制房产交易的呼声很强,要求加强管制,增加交易税和房产税,为交易设置各种障碍。如果真的这样,那必然把中国目前最具流通性的资产又变成死资产,割断消费跟这部分财富的联系,压低城市的消费水平。

  发展金融业减少储蓄压力

  当然,即使实现土地等资产的私有,并且也放开实物资产交易,可能还是无法完全把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变成他们消费预算的一部分。毕竟,除了土地、房产这些实物资产外,其他诸如人力资本这样的资产或说财富是无形的,不便于直接交易。比如,如果张三刚读完博士并找到了工作,那么他的主要财富可能不是土地或房产,而是他未来年复一年的工作收入流,这些收入流今天的总折现值即为他的人力资本价值。

  这是什么意思呢?以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为例,在美国留学8年的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在海上坐船5个多月,于1855年初回到老家澳门,见到作别10年的老母亲。按照容闳的自述,回家后他与母亲见面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见面都流着泪,高兴、感激和感恩,复杂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我告诉她我刚刚结束了5个月的可厌可烦的航行??我读的大学是耶鲁―是美国一流大学之一,所学课程需要4年完成,这就是我在美国呆了这么久而未能及早回国的缘故。我还告诉她,我毕业了,获得了文学士学位―与中国的秀才头衔相仿,凡获得这一学位的人被理解为一流人才;而这头衔被题写在一个用上等纸即羊皮纸做成的大学毕业证书上母亲带着孩子般的天真问这学位能换多少钱,我说它不能马上就换成钱,但它能使一个人在挣钱方面比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要挣得更快更容易些;⑶宜�芨秤杷�飧鋈嗽谥诙嗄腥嗣侵屑涓�蟮挠跋旌褪屏?凭着所受的大学教育,他更有可能成为那些男人们的领袖,当然,尤其是,他不仅有才干,而且又具有永久性的高尚品质。我告诉母亲说,我所受到的大学教育本身的价值远超过金钱,不过我相信自己是能挣得很多钱的(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白家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51-52页)。"

  这段故事不只是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意义重大,而且从根本上展示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容闳的学位和学问即是他的人力资本的具体表现,值多少钱呢?今天我们知道,它的价值等于容闳未来收入流的总折现值。由于未来的收入连容闳自己都无法肯定,这种收入流的价值评估当然不容易,但那是另一个话题。问题是,就像容闳母亲所问的,"这学位能换多少钱?"也就是说,这人力资本确实值很多钱,但如果不能把这笔财富变现、至少部分变现,如果今天不能享受这笔财富(哪怕是一部分),在他母亲看来,这又值什么钱呢?

  关键在于金融发达还是不发达。金融发展的作用之一是让那些容闳们、张三们有办法把未来的收入流提前变现,使人力资本从死财富变活。当然,由于人本身不能作抵押,必须通过用其他实物资产作抵押品,其直接效果是让人们变相把未来的劳动收入做证券化。比如,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就是这样,虽然表面上是用你买的房产和汽车作抵押,但真正依靠的是你未来的收入流,指望着你未来的收入能支付完这些贷款。这种提前消费的好处是让你把人力资本变活了,让你不至于在年轻最能花钱、最想花钱的时候偏偏没钱花,而等你老了不能花钱、也不想花钱的时候偏偏钱最多。

  1998年之后,中国先在50个大中城市推出住房按揭贷款,近两年又推出汽车贷款,这些当然缓和了城市家庭的部分储蓄压力,让他们的消费预算大大拓宽,能够将一部分人力资本提前变现,并能很快买到房子、汽车,也能有更多的现金让小孩上更好的学校等等。但到目前,这些金融品种对广大小城、乡镇和农村是不开放的,他们没办法提前享受到人力资本的好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北京等大城市的储蓄率远低于全国46%的平均水平。

  美国的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市场非常发达,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美国人都可用土地、房产、汽车作质押将未来的收入流变现。任何个人和企业的稳定收入流也可用来作质押贷款。美国有一亿多人拥有信用卡,而且不用先交钱就能使用。此外,企业股票上市也很容易,没有行政审批限制,美国工业产值80%以上是由上市公司生产的。所有这些发达的金融证券市场使美国的各种资产具有充分的流通性,使几乎所有的资产都能很快地变现。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在决定要花多少钱的时候,没有理由只根据当年的收入多少来计划,他们当然应该把其资产的升值部分考虑进去。

  让各种资产通过证券金融品种流通起来,其效果还不仅仅是改善了资产的变现能力,而且也提高了资产的价值,金融交易本身也是在创造财富。比如,如果一个未上市企业的利润增加100万元,该公司股权的价值会增加多少呢?这往往说不清。可是,如果一个上市公司的利润增加100万元,如果其股票的市盈率为20倍,那么该公司的市值就会涨2000万元。换句话说,没有被流通起来的死资产的价值有限,远低于活资产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今天收入的增加不仅影响到今天的收入,而且还会提高对整个未来收入流的预期,产生更高的财富效应,使人们更愿消费。

  资产运营市场化与证券化促进消费

  我们中国人只花今天和过去的钱,而且还花得不情愿,花得心惊胆颤,总想到省钱。美国人正好相反,他们不仅把今天挣的花掉,还把未来的收入借过来花。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医疗保险、退休养老、失业保险、社会保障、消费者金融品种等等都还很欠缺,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敢不多存钱。在美国则是另一幅图景,其金融、保险都很发达。另一方面,中国的生产性资产仍然以公有制为主,土地是国有,甚至连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单位所有。在众多管制下,许多资产不能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生产资料的市场化程度仍很低,这些制度安排使人们无法从资产升值中感受到好处,人们的财富感觉里不可能包含任何土地、国有企业等国有资产的成分,这些资产的升值自然不会影响老百姓的消费倾向或储蓄倾向。在美国,几乎所有资产和土地都是私有的,而且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能像商品一样自由交易。特别是通过资产票据化、证券化的交易,而不是实物交易,美国的证券与金融市场让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具有很高的流通性,这不仅使美国家庭的财富感很"活",各种财富都不是"死"的,而且使他们感到更富,所以就更愿意提前消费。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书号:7-5620-2668-8/D
作者:陈志武
出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单价:18元  
开本:32
印张:8.75
版次:200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215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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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d: [陈志武]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

象蚂蚁、蜜蜂那样的等级社会,再勤劳也是杨白劳!有人不劳而获,有人劳而不获。为什么?
我们是人,不是行尸走肉!以前看过一样的题目,但不是陈志武写的。今天才看到这篇,相见恨晚。2006年写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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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陈志武 by 陈志武 on 7/17/06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

  陈志武/新财富

  众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有关统计表明,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

  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

  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前期中,我们谈到"武打"作为一种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机制的意义,特别是当正式司法不可靠时它对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经济交易的发生和市场的发展。但我们也看到,以粗鲁暴力建立的"丛林规则"与相应秩序往往是一种低效的"多极"秩序,它只能支持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无法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充分地深化。为了让经济实现最大可能的深化,就需要某种正式司法支持下的"单极"秩序。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Economics)的话题。自从1993年道格拉斯。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制度经济学再次成为经济学界和业界的热点,一时间我们都认识到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可是今天,转过身看看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与法治水平,我们又开始纳闷: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可是这些年GDP却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在增长,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特色真的能使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此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在这期与下期的专栏中,我们不妨试着回答这几个问题。

  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

  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机制(institu-tions)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当然,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实际要支付的成本,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进行或选择放弃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因制度障碍而只能半途而废的情况,以及市场勉强得到发展的情况。

  换句话说,即使在制度机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国家,证券交易和借贷还是可以发生,甚至也可以发行股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券市场能够深化、能够发展得兴旺。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积蓄已很多,但由于金融证券市场不发达、金融中介不到位,虽然众多创业者与企业家都需要资本,大家也都没办法,那些积蓄资金无法配置到资本的需求方,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发生。这里,制度成本表现为"勉强发展的证券市场"和"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很难"。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狭窄的主题实际上涵盖了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治、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等。比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最后归结到对私人产权与合约权益的侵犯,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产权、合约权益的保护问题。制度经济学的这两个中心命题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也不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作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中国以"勤劳"对冲"制度成本"

  正如前面所提,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与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相距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的变革还只是近两年的事情。可是,这些不足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种经历似乎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其实不然。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人力资本或自然资源出奇地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给定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潜力并使市场达到最深化的地步,那么制度资本则会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以用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替代性来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我们不妨想像这样一种局面。假如郑州市要盖一栋特别的仿古中国戏曲大院,用料全部是传统的青砖青瓦,并且要用全国能找到的最好泥土烧出的青砖青瓦。结果其建筑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镇,决定从景德镇买来1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

  为了说明问题,假设大家对法院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都不放心,由此导致的局面是,景德镇卖方在没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发货,而郑州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决不放款,原因是在没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况下,双方都不相信书面销售合约能值几个钱。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那么跨地区交易无法进行,全国经济的发展会因此受阻),要么通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制度风险"。

  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等两天将泥土运到郑州之后,郑州公司立即付给景德镇卖方1000万元。这样,即使哪一次郑州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掉1000万元,而不是整个交易的10亿元。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做完。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可发货,整个交易可在两天里完成,而不是要等200天。

  在这里,"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几项。第一,郑州的中国戏曲大院工程被拖后200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开始。当然,如果整个经济的市场交易环境都是如此,那么人们在单位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就会在整体上很低,也就是生产率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易次数和交易量都会很少,经济增长就慢。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市场(比如跨区域市场)可能根本不会发展。第二,本来两天可以做完的交易被拖延到200天完成,在中国或许还能接受,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劳动力数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点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相比之下,如果是在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这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安排显然在经济上不可行。换言之,正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我们才有对冲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第三,正因为制度资本的欠缺才使人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生产率)不可能高,每天能创造的价值低,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收入不可能高,迫使劳动收入只能很低。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低收入水平。

  上面的例子只是谈到一类制度缺陷。制度障碍也可以体现为那些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比如,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得到营业执照以至开业,一层层审批过程是创业者要经过的第一道关,走完这一道关所需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是否有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在加拿大,这一过程最快,只需2天,美国需7天,意大利最长,需时121天,在中国需要111天。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和意大利,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参见《新财富》2002年11月号本栏文章《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地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多把一些青春年华耗在饭局和没完没了的审批手续上。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晚上十一、二点也还在通工作电话?这都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

  人均GDP与勤劳成反比

  附图中,我们把25国的人均GDP与其就业者的平均工作时间放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工作时间的长短看作测度一国人们勤劳程度的指标,那么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人均GDP与勤劳是严格成反比的:越勤劳的国家反而越穷。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并不一定成立,另一方面说明肯定是"勤劳"之外的东西在起着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些数据基本证实了前面通过郑州与景德镇的泥士交易例子以及公司注册程序比较所讲到的道理: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发展时,一方面市场难以高效发展,另一方面,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是"无用功"。附图说明,当一国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其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我们却还是那么穷。道理也在这里。

  勤奋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能否认制度经济学的中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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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5日星期二

"垂直交通管制员"是什么工作?搞笑篇

中国官员面对媒体,一语既出,举座皆惊

 BBC 2008年01月07日
"垂直交通管制员"是什么工作?

21岁的何英华在一家酒店任职,当朋友问她具体做什么工作时,她说:"我是垂直交通管制员。"那朋友听了,一脸疑惑。

对于这个称呼,问10个人,肯定10个人都不理解"垂直交通管制员"究竟是干什么的。其实,何英华的本质工作只是"电梯小姐"。这是前不久北京《工人日报》的一篇报道说的。当下,行业称谓变化不少,"垂直交通管制员"这类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称呼,在日常生活中时有所闻,比如,修皮鞋店铺变成"皮鞋医院",店主自称"院长";小区屋村的植物栽培"园丁"变成"景观设计师";餐厅"厨师"变成"厨艺总监"。如此称呼确实搞笑。

搞笑的称谓还有,就说餐厅。重庆的黄先生来到位于解放碑大都会广场后门的一家风味馆用餐,菜单上一道名为"勾魂媳妇"的菜,引起他的好奇,于是便点了一份想尝个新鲜。当服务员送上这道菜,他才明白,所谓"勾魂媳妇"只不过是一盆木耳炒青椒而已。一般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勾魂媳妇"与木耳、青椒有什么关联。这类怪异搞笑的菜名,各地都有"创新"。成都的串烧店将两种串烧取名为"王八蛋"和"姑奶奶",顾客干脆就这般招呼营业员:"王八蛋,来一串","姑奶奶,来两串"。在南京,菜名"母子相会",只是将黄豆与黄豆芽煮在一起而已;在长沙,菜名"红灯区",就是通常所说的"辣子鸡丁";在宁波,菜名"小二黑结婚",只是两只剥光的卤蛋;在合肥,菜名"朝天撅",不过是盘子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六只鸡屁股。

政治搞笑篇

常说中国人不会幽默,中国人爱把生活过成段子,在生活中搞笑,似乎无伤大雅。不过,在政治生活中,有些搞笑篇,却怎么也不能接受了。过去的2007年,让传媒记者忘不了的官员"搞笑"就有好几则:

记者向安徽省阜阳市颖泉区一位副区长提问:"区政府机关办公楼为什么要造成欧式建筑?"那办公区大楼形似白宫,占地四十二亩,不算土地成本,大楼的费用高达3000万元人民币,而区的一年财政收入才刚刚达到1亿元。那副区长回答说:"我们市里提出要大力弘扬'欧苏'文化,所谓'欧苏'文化就是欧阳修、苏东坡,他们都在阜阳做过官,所以要造个欧式建筑。"

记者前往山东省青岛采访崂山区东头村巨额资金贿选,宣传部人员截住记者,部长给记者上了教育课:"媒体信任宣传部门,宣传部门也就会信任媒体,这样不就是共同构建和谐社会了吗?不要充英雄打天下老是挖负面新闻。你们刚才问什么是正面新闻,什么是负面新闻,问得好,我告诉你们,凡是报道前先来找宣传部的,就是正面新闻;凡是没有找宣传部的,就是负面新闻。"

山西省运城市绛县103名农民工索讨被拖欠的13万元人民币工资,始终没有结果。他们向中共运城市委反映,副县长向农民工写下书面保证:3天内解决,否则从县财政支出。但一年过去了,问题依旧。记者就此采访那位副县长,副县长说:"哈,这年头,写承诺的事怎么能当真?"

中国的一些官员在公众场合,面对媒体,一语既出,举座皆惊,如此搞笑,舆论哗然。日前,中国网民评选出2007年全年搞笑新闻榜。"中石油、中石化申请国家补贴"排列第二。人们都知道,仅仅在过去半年,中石油就狂赚818亿人民币,在行政权力的庇荫下,坐享垄断之利,竟然声称政策性亏损而大言不惭地申请国家补贴。垄断巨头以那种傲慢的做派屡屡涨价,早已招致民怨沸腾,当下还如此大张旗鼓地申请补贴,难怪中国网民称之为超级搞笑之举,令人瞠目结舌。

2008年刚刚开始,又传出馒头的"国家标准"。从元旦起,由国家标准委员会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的"小麦粉馒头"国家标准,馒头的形态完整和美观都有详细规定:应是圆型或椭圆形,没有褶皱、斑点。这引起网民调侃狂轰:"馒头大的小的都是馒头,有人喜欢小的,有人喜欢大的你怎么约束?""俺家自己做的馒头如果违反了国家标准,是不是要判刑?真是搞笑","现在闲着没事干的官员可真多,看来还得规定饺子、包子里的馅要有肥瘦之比,皮要有多厚,外表要打几个褶......"1 月3日,国家粮食局官员响应网民的批评说,规定"馒头形状"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不过,他没有否认开始实施的"馒头国标"。

这类官员的搞笑言行,都隐藏着深深的民生之痛和民权之伤,让人笑不起来。但愿2008年这类搞笑少些再少些。


本文网址: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2250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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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土匪――城管 (图)

中国特色的土匪――城管 (图)
请看博讯热点: 警察、官员恶行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15日 综合报道)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非常有"特色",与众不同,"城管制度"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世界唯一合法的黑社会组织,因为杰出的充当了中国城市各级政府的打手,而茁壮成长为"和谐社会"下最有生命力的第三武装力量(排行在军队和警察之后)。据最新的资料显示,中国的重庆、济南等多个城市已经为城管队伍配备了装甲车,用于城市管理巡逻。
    
    近几年来,野蛮城管成为官民矛盾与冲突最前沿的交火地,城管队伍的野蛮执法、不尽人情、知法犯法和欺软怕硬,扮演了市政当局和资本家们的走狗和打手,严重侵犯了弱势群体的人权,成为中国国民所不齿的一个行当;曾有网友把城管行业评价为2006年最下贱的工作。
    
    中国的悲哀在于,行政管理的每一丝进步,竟然都要靠鲜血和生命来搭起前进的台阶,2003年,孙志刚拿他年轻的生命,换来了中国臭名昭著收容制度的终结,今天,魏文华用他前程似锦的生命,能否换来臭名昭著城管制度的死亡?
    
     中国特色的土匪――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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